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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析近代北京寺庙的类型结构

来源:本站原创 编辑:黄琪琪 更新:2013-07-17

寺庙是宗教社会主要的建筑实体。近代京城承袭千年古都宗教文化的遗产,儒、释、道宫观寺庙众多,为全国都市之冠。各种传统宗教寺庙旗帜林立,成为向社会各界民众传播宗教文化的中心。本文将考订近代京城传统宗教寺庙的实际数量,分析儒、释、道各类宗教寺庙的比重,考察城郊各类寺庙的宗教文化性质,探索近代社会转型与传统宗教的演变。

至今为止,关于近代北京寺庙的准确数量,仍有待学者详细勘察考证。各种历史文献的记载,数量不一,中外学者的考订,众说纷纭。

中国历史文献大多缺乏精确的统计数字,常常使试图量化分析社会现象的史学家深感头痛。记载近代北京寺庙数量的主要文献有:许道龄编辑的《北平庙宇通检》和张江裁、许道龄合编的《北平庙宇碑刻目录》这两部由国立北平研究院1936年出版的文献,均未能提供准确的京城庙宇数量。

据《通检》记载,30年代的京城内外共有庙宇948座。其辖区包括内城六区、外城五区和东南西北郊区。这一地理范围大约相当于今日北京的城区和近郊区。编者主要依据历史地理文献,逐条择要汇抄,然后罗列对比。凡庙名、地址及史略三项均相同者,则合而为一。据荷兰莱顿大学教授施博尔(Kristofer-MSchipper)考订,此书编录的庙宇中,除有四座天主教堂和两座清真寺外,至少有14座庙宇重复登录。据《通检》记载,京城的传统宗教庙宇约有900多座。但这一数字仅根据文献汇编整理,既缺乏官方档案材料证明,也缺乏学者实地勘察订正。同年出版的《碑刻》成为《通检》统计缺漏的有力证明。《碑刻》的拓片来自京城内外316座庙宇。据考证,至少有70座庙宇未被《通检》收录。

由于缺乏完备的统计资料,中外学者只能粗略的估计,清末民初北京庙宇约有千座。《通检》分区编录的庙宇,成为学者分析京城传统宗教结构的基本史料。

近年来,随着北京市档案馆逐步扩大开放,一批档案资料陆续整理出版,为统计近代北京寺庙的实际数量,解析其传统宗教的结构,提供了官方档案资料。

为寻根求底,笔者曾前往北京市档案馆,详细查阅有关档案史料。民国年间,北京市政当局对传统宗教寺庙进行过三次普查登记,分别在1928年、1936年和1947年。从现存的档案考察,30年代的资料树干尚存,40年代的资料仅余枝叶。比较第一、二次的调查登记表,均有若干重要误差与遗漏。可见,当年政府政令的权威有限,调查统计的力量也比较单薄。

1928年的寺庙登记档案保存比较完整丰富。这是北京建市以后第一次进行寺庙登记。此次政府登记的档案文献,可以作为考订近代北京城郊传统寺庙数量的基础资料。1928年10月,南京国民政府内务部拟订《寺庙登记条例》,经行政院核准颁布执行。北平特别市政府训令社会局遵照实施。自1928年11月起,至1929年5月,全市陆续办理寺庙登记。当时,政府发放的登记表格共有四种,分别为寺庙登记条款总表、寺庙不动产登记条款表、寺庙人口登记条款表、寺庙法物登记条款表。90年代,北京市档案馆将这批表格整理,汇编收入《北京寺庙历史资料》,研究北京历史的学者浏览这批登记表格,可以指出,此次登记的1631座寺庙并非全市寺庙的总量。其残缺漏洞显而易见。如:京城帝王祭祀的天、地、日、月坛等,京都藏传佛教名寺雍和宫、黄寺等,京城市民皆知的寺庙隆福寺、妙应寺(今称白塔寺)等均未列其间。90年代,北京市档案馆编辑出版《资料》时,根据北平市警察局档案中的寺庙登记表,整理1928年的寺庙登记资料。虽然这些登记备案的表格丰富详实。但查阅其他档案卷宗,比较分析,仍可发现重要遗漏。

根据笔者的研究考证,1928年北平市传统宗教寺庙的实际数量超出此数,至少应有1696座。笔者在北京档案馆曾调阅北平市社会局档案、北平市民政局档案、北平市管理坛庙事务所档案等相关卷宗。这些局所的档案中均有宗教寺庙登记统计表、宗教事务管理调查报告等大量档案资料。将各局档案资料汇总分析,可以发现警察局的寺庙登记档案遗漏,至少未能囊括以下两类65座寺庙。

其一,北平市管理坛庙事务所管理的官方寺庙19座,包括天坛、地坛、日坛、月坛、孔庙、帝王庙、风神庙、云神庙、雷神庙、都城隍庙等。民国时期,这些原清朝官方祭祀的庙宇作为国家文物古迹事业,由政府专门机构管理,从未在警察局登记备案。

其二,蒙藏事务管理委员会管理的大部分寺庙。在民政局的档案中,1928年全市寺庙登记工作时,蒙委会曾有两类卷宗记录在案。

民政局登记材料记载,由蒙委会代理申报登记的寺庙有37座。另外,雍和宫等7座喇嘛庙单独申报。这两项合计有44座。其中仅有法海寺、圆通寺等7座同期在警察局登记备案。其余37座寺庙,包括著名的隆福寺、妙应寺、护国寺等仅在民政局注册登记。

民政局档案中,蒙委会系统的寺庙名单列有33座,其中雍和宫、嵩祝寺、普度寺、西黄寺、东黄寺、慈度寺(前黑寺)、察罕喇嘛庙(后黑寺)等24座寺庙呈交登记备案,而福佑寺等9座未查到任何登记表格。

综合分析民政局的有关档案,1928年全市寺庙登记时,蒙委会所辖或代理申报的寺庙中,至少有46座寺庙未纳入警察局管理寺庙的档案。

迄今为止,经档案工作整理和学者考证,北京档案馆所存的档案中,1928年京城共有儒道佛寺庙1696座。这批档案的价值是,原始登记表格比较完整,各区寺庙均有准确的地址记载。其缺陷是,统计工作者缺乏必要的宗教知识,未能分辨各类宗教寺庙,仅根据申报者自述登记。全市的寺庙中,只有22座庙自己申报为道教寺庙。这显然与京城宗教社会的实际状况有较大差距。

1936年1月,北平市政府根据南京国民政府的命令,开展第二次寺庙登记工作。内政部制定的寺庙登记规则明确宣布,此次寺庙登记工作不包括天主教、基督教、伊斯兰教和藏传佛教系统的寺庙。原定于1936年6月底完成全部登记工作。因时局动荡,当局力不从心,此次登记延续不断,持续到1937年底,仍未终结。

目前,在北平市社会局档案的卷宗中,第二次登记的寺庙按分类编号共有1213座。加上未列入登记范围政府所辖的寺庙和蒙委会管理的喇嘛庙65座,30年代中叶,北平全市寺庙总数为1278座。这一数字与1928年登记的庙宇总量相比,锐减24.7%。此项政府统计的数字与社会实际的差距,有待进一步挖掘史料考证。

但是,无庸置疑的历史进程是,从1928年到1937年,在国民政府管辖的古都北平,传统宗教确实呈现出江河日下的趋势。这一衰落的趋势明显受到政府宗教政策的影响。国民党主持的南京政府采取的宗教政策,比北洋军阀控制的北京政府更为严厉。

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神祠存废标准,严格限制传统宗教的发展。该标准规定应废除的寺庙大多属于道教神灵系统,如:日、月、火、五岳、四渎、龙王、城隍、文昌、送子娘娘、财神、瘟神、赵玄坛、狐仙等神灵。该规定同意保留的神祠有:伏羲、神农、黄帝、仓颉、禹、孔子、孟子、岳飞、关帝、土地神、灶神、太上老君、元始天尊、三官、天师、吕祖、风雨雷神等。这一规定的存废原则,显然有自相矛盾之处。当时,国民政府的统治权威有限,实际未能严格落实执行。但政府对传统宗教的抑制政策,加速其传播事业的日渐衰落。

在1936年寺庙登记档案中,存有原始登记表格的寺庙有1037座,约占登记总数的85.5%。这批表格有比较清晰的宗教分类,可供学者研究近代北京传统宗教的整体结构及各类寺庙的比例。

1947年7月,北平市政府根据内政部寺庙总登记每十年举行一次的规定,开展第三次寺庙登记工作。此次登记的档案资料缺损十分严重,经档案工作者调查,仅发现原始总登记表91份。

查阅第三次寺庙登记的档案中有一卷引起笔者的注意。该卷档案登记号为,卷宗J3,目录1,案卷260。卷宗内容为一张统计表,即:1947年北平市各区寺庙统计表。该表分区统计各类寺庙,是笔者所见的统计表中分类数据最完整的表格。当时的政府统计人员,根据寺庙产权、主要社会功能、常驻神职人员念诵的宗教经典等因素,对全市的寺庙进行分区分类统计。根据这份统计表,1947年全市城区郊区共有寺庙1920座,其中民庙988座,僧庙685座,尼庵115座,道观126座,女冠6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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